癌症治疗药物中的硒化合物

发表于:2019-02-14   作者:admin   来源:本站   点击量:5698

概要
背景:癌细胞能持续高效的产生活性氧(ROS)并可通过诱发抗氧化防御机制来抵消基底ROS的产生,癌细胞有限的储备能力也导致了一些癌细胞对活性氧的不耐受性增加。基于此,氧化应激反应已经被认为是合理设计新的抗癌疗法的肿瘤特异性靶标。在各种氧化还原调节化合物中,硒化合物由于其化疗前景获得了大量关注。
 
研究领域:此次研究旨在通过我们对以硒化合物潜在的抗癌功效为基础的分子机制的了解,做出总结并提供新的进展。
 
主要结论:硒在高剂量时可转化成一个助氧化剂从而发挥其潜在的抗癌功效,这是被公认的。然而,硒化合物的生物活性及这些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都是高度依赖于其自身的形态、以及细胞和组织的特定代谢途径。相反地,除以硒为基础的纳米颗粒外,所有有机和无机硒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和主要的分子机制都必须在本文中予以考虑及讨论。

总的意义:阐明和深化我们对硒化合物机理的认知,在未来硒化合物对于治疗癌症过程中将有助于设计和优化更具体的抗肿瘤特异性化合物。本文是一篇特刊题为分化和脱分化的氧化还原调控的一部分。
 
1. 介绍
硒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和独特的微量元素,它在健康和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硒通过参与形成硒蛋白介导着许多细胞的生理功能,主要以硒半胱氨酸(Sec)的形式,它也被称为第21种氨基酸。在人类基因组中含有25种硒蛋白基因【1】,这些硒蛋白有一些是必不可少的酶,这些酶不仅含有硒,而且硒还在其活性位点构成其完整的酶活性【2】。通过这样一些硒蛋白直接保护其不受氧化压力从而赋予了硒抗氧化功能。此外,一些低分子抗氧化剂(Q10,维生素C和E等)的再生和活化都是由硒蛋白介导的,当营养供应水平低时,硒也可作为间接的抗氧化剂【3】。然而,在高剂量时,硒通常会形成具有抑制生长特性和高细胞杀伤性的助氧化剂(Fig.1)。除了氧化还原电位以外,硒化合物的有效性和毒性还严格依赖于其浓度和化学物类。【4】无机和有机硒化合物在体内的代谢是不一样的,激活不同的负责毒性/活性分子机制,发现氧化还原的活动形式远比其它反应有效果【7】。然而,关于描述硒和硒化合物在癌症中的相关性质的文献都比较混杂,至少可以这样说,因为它们并没有适当考虑到硒显著效果的发挥严格取决于其化合物、浓度和模型【5】。关于硒和癌症的主要研究一直集中在硒对癌症的化学预防的影响。这种初级理论主要以如下为基础,即硒在非转换细胞中的直接和间接的抗氧化功能,将导致对氧化损伤更大的细胞防御。同时,这一假说也奠定了硒在前癌细胞早期致癌过程中起到靶标功能的基础。一组证据表明,硒在这些细胞中会转变成促氧化剂而导致其浓度低于正常细胞,从而使得前癌细胞对于补硒变得更为敏感。与此相反,在探究硒的化疗效果时,这个不同的发现的合理性是以一个假说为基础的,即发展中恶性肿瘤细胞对硒毒性比正常细胞更为敏感。尽管事实是亲氧化作用需要更高剂量的硒,氧化应激反应的发生是出现有利结果所必需的,即相比于良性细胞,细胞毒性效应更易出现在低硒剂量的恶性肿瘤细胞中。因此,硒化合物作为抗癌药物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最近的研究中一直被强调,特别是对于晚期肿瘤的积极治疗【6、7】,通过硒化合物显示肿瘤细胞更容易受到细胞毒性作用【7-9】,在药理学可允许的剂量范围内,使用硒化合物作为抗癌剂的治疗窗口似乎极为有限。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介绍已经被提出来的关于硒化合物的机制和靶标,以及它们在已经形成的肿瘤中的治疗效果。然而,这并不会掩盖关于硒化学防癌性能的讨论。希望此概述能够成为科研界积极参与以硒为基础的药物研发领域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以及打算将其作为化疗药物揭示其活性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图1:一般生物反应曲线,说明硒化合物的剂量依赖性效应
 
2. 在癌症治疗中使用硒的基本原理。
一般情况下,健康细胞具有处于低ROS稳态水平的特性,以及通过某种方式处于还原当量的恒定水平,而癌细胞由于糖酵解(Warburg效应)和戊糖磷酸循环反应的加快从而处于低的ROS水平和高的还原当量水平(例如,NADPH,NADH)。另外,癌细胞会发展成具有不断增长至最大限度的抗氧化能力,这作为一种补偿机制使得它们能够逃避ROS诱导的细胞死亡,使其对对附加的ROS诱导变得更为耐受。有个说法是公认的,即细胞和组织之间活性氧和还原当量二者的平衡决定了它们的氧化还原状态,仅认为在细胞内氧化还原平衡是不对的。细胞整体氧化还原状态的调节是由通过抵消活性氧来调节细胞氧化还原状态的系统严格监管,及/或通过颠倒二硫化物的形成来监控。这些系统或者是谷胱甘肽系统或者是硫氧还蛋白(TRX)系统【10】。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肿瘤细胞对于氧化应激反应是脆弱的,通过靶向瘤细胞的抗氧化能力已经上升为有前景的治疗策略,并已演变为对新的抗癌药物的合理设计【11】。在肿瘤细胞的氧化还原调节中,硒化合物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硒化合物具有抗增殖特性,其对肿瘤的选择性和作用机制将在接下来讨论。
 
3. 硒化合物(在本综述中讨论的硒化合物的结构列于表1)
3.1 无机物
可被作为治疗剂治疗癌症的最相关的无机硒化合物是硒酸盐(SeO32?),在一些研究中,其表现出显著的细胞毒性,包括在低微摩尔范围内,一些恶性细胞,如肺[12,13],前列腺[14],宫颈[15],卵巢[16]和结肠[17,18]等癌细胞,还有原发性人急性髓系【19】和淋巴白血病细胞,以及肝癌[21],黑色素瘤[22]和间皮瘤细胞[7]。有趣的是,不同的研究报道称,与耐药细胞对药物的敏感性相对应,它们对亚硒酸盐化合物更加敏感[16,23]。在联合疗法中,亚硒酸盐能够分别增强喜树碱对宫颈癌细胞的治疗效果【24】,5-FU,奥沙利铂,伊立替康对结肠癌的治疗效果【25】,以及多西他赛对前列腺癌的治疗效果【26】。此外,这种化合物还能够显著增强对已经成型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肿瘤的分散效果【27】。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发现亚硒酸盐对除良性细胞外【7,8】的耐药细胞【12】和肿瘤细胞具有选择性。该机制将在下面进行全面讨论。

在人体实验中已经证实亚硒酸盐【28】对实体和淋巴增生模型【29,30】都具有治疗效力。然而,亚硒酸盐的功效受到了人体系统性、器官毒副作用以及潜在遗传毒性的严重阻碍。在硒的其它无机形式中,如硒的氧化物(SeO2)已经被证实具有不连续的对体外癌细胞的杀伤活性,然而更高价位的硒氧化物,如硒酸盐(SeO42 -),对哺乳动物的癌细胞则难以有效。Takahashi等研究表明,亚硒酸盐和二氧化硒都能诱导人口腔鳞癌细胞的死亡,然而,硒对细胞的存活率并没有影响【31】。
 
3.2. 有机物
3.2.1.硒谷胱甘肽
硒的主要细胞代谢产物,硫代硒化硒谷胱甘肽(SDG),在90年代因其具有作为具有抗癌剂的潜力而第一次被测得。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范围内进行的许多不同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比起亚硒酸盐,它是对体外癌细胞更强有力的抑制剂【32-35】。有趣的是,相比于正常细胞癌细胞对SDG抑制活性更为敏感,从而证实了SDG对肿瘤细胞更具亲和力。尽管这些结果令人欣慰,但很意外的是,SDG作为抗癌剂其潜在的应用价值并没有被进一步探究,假定这个假设存在,即亚硒酸盐和SDG通过类似的分子机制发挥其抗增殖活性,那他们应具有类似的副作用,虽然最近的研究表明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36】。
 
3.2.2.硒氨酸衍生物
尽管对硒氨酸衍生物(蛋氨酸)的癌症预防作用机制已经有相当的研究,但将其作为生长抑制剂来评估其功效的研究却几乎没有做过。在最近的研究中,已经显示蛋氨酸能抑制肿瘤的生长,如大肠癌[37,38],肺癌[39,40],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细胞以及黑色素瘤细胞[41,42]。然而,相比于硒的氧化还原活性形式,含硒氨基酸发挥其抗肿瘤活性则需要更高的浓度(中到高微摩尔范围)。最近有文章报导了蛋氨酸结合电离辐射在肺癌治疗中潜力,这些成就开辟了对肺癌治疗新的有前瞻性的预期【43】。
与蛋氨酸类似,甲基硒半胱氨酸(MSC)是一种单甲基硒代氨基酸,在中高微摩尔浓度内,抑制口腔鳞癌,结肠癌和乳腺癌细胞[39,44,45]的细胞增殖,也被强调是有效的。尽管它被记载了具有细胞杀伤的能力,然而过去几年里由于MSC极大的吸引了研究人员的注意由于其对细胞转移过程中的调节能力。MSC的抗血管增生功能导致了对肿瘤的生长抑制,血管成熟以及增强了经典化学治疗途径中的抗癌药物的传送,这从而而引起了体内优良的协同治疗效果【46,47】。值得注意的是,MSC能够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增强伊立替康和他莫昔芬的抗肿瘤活性,并能避免它们的毒性作用【48-50】。在人体肿瘤异种移植过程中,顺铂和奥沙利铂等多种药物的敏感性和抗性也能看到与此类似的效果。
 
3.2.3.甲基硒酸
许多研究报导了氧化硒和甲基硒酸复合物的抗癌功效【51】。它的细胞杀伤性能已经在人的肺[52],前列腺癌[53-56]和乳腺癌【5】的肿瘤细胞模型及小鼠乳腺上皮肿瘤细胞系[57]中被证实。此外,在2种前列腺癌的MSA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发现其能够大大减少肿瘤的生长而不引起动物体重显著下降或者系统毒性,也没有任何遗传毒副作用的证据【53,58】。在中西医联合治疗中,发现MSA能够紫杉醇能够增强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59】。
 
3.2.4. 硫化物和二硫化物
硒代胱氨酸,一种Sec的二硫键氧化产物,最近获得大量关注由于其显著的抗癌活性以及在人类肿瘤细胞与正常细胞之间存在的巨大选择差异性【60】。在体外检测中,硒代半胱氨酸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对抗人黑色素瘤,子宫颈癌和肺癌细胞[36,40,61]。在联合治疗中,硒代半胱氨酸能够增强由5-FU诱导的针对黑色素瘤细胞的死亡。硒代胱氨酸在裸鼠移植瘤模型中也表现出强大的抗癌活性,它能够显著抑制肿瘤生长并对动物体重没有影响。尽管与硒蛋氨酸相比硒代半胱氨酸有高的抗肿瘤活性,但其稳定性差和溶解度低强烈阻碍了其作为抗癌药物的有效性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硒的许多其它硫化物也在作为抗增殖药物一直在检测。莫雷诺和同事已经合成并测试了一系列喹唑啉和吡啶并[2,3-d]嘧啶的硒化合物,其中一些在低微摩尔浓度内,显示出针对一系列人类细胞癌系的细胞毒性[64]。该作者同时也强调双(4-氨基苯基)二硒化物对于抑制淋巴白血病细胞活性的前景十分看好【65】。事实上,二苯基二硒化物(C6H5Se)2和其取代结构对几种癌细胞系的杀伤性潜力已经被广泛地探究评测[66,67],许多这些化合物都表现出了十分有前景的体外抗癌活性。
 
3.2.5. 硒氰酸
在硒化合物中,有机硒氰酸在最近几年内被十分看好。其中首次被看好的硒氰酸是1,4-亚苯基二(亚甲基)硒氰酸(P - XSC),它被证明能够有效对抗前列腺癌和口腔癌细胞[35,41]。紧随其后的是苯基烷基异硒氰酸,天然存在的苯基烷基异硫氰酸电子等排的硒类似物,它们已经被证明在体外抑制黑素瘤,前列腺癌,乳腺癌,胶质母细胞瘤,肉瘤和结肠癌细胞系是有效的,以及在体内黑素瘤的异种移植模型中能够引起肿瘤变小并身体没有毒性。有趣的是,在结构活动关系研究中表明对肿瘤的抑制效果是随其链长的增加而增强的(可能是增加其亲脂性),其中当n=4时被认为达到了最佳抑制效果。

3.2.6.含硒的杂环化合物
杂环硒化合物是另一个近年来获得越来越多关注的类硒化合物的代表。其中,依布硒啉(2-苯基-1,2-苯并异硒唑-3(2H) - 酮)显然是与硒有关的第一个及研究的最多的杂环化合物。依布硒啉最早在1924年[69]制备,并由于其抗炎和氧化性能而被广泛研究。最近,该杂环有机硒化合物也被证明能够抑制人类乳腺癌,结肠癌,肝癌和肿瘤细胞[70-72]的生长。值得注意的是,是Se在分子中其关键作用,因为硫在此过程中已明显被证明是完全失活的。另一方面,其溶解性差仍然是其作为最佳治疗手段发展的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其溶解性和活性,研究集中在了对其结构的修饰。在此基础上,乙烷硒啉(1,2-[双(1,2-苯并异噻唑-3(2H) - 酮)]乙烷),也被称为BBSKE,它已经被合成并得到邓和其同事的广泛研究。在体外和体内的研究中,这个化合物对人类的多种癌症表现出显著的抗癌功效,并只具有中低毒性[73–78]。最近,乙烷硒啉结合顺铂(顺式 - 顺铂II,DDP)在肺异种移植到小鼠体内的模型中进行了一些体内测试。相比于单一给药,联合治疗显示出更能够协同减小肿瘤大小并没有出现全身性或器官性毒性的明显迹象[79]。尽管BBSKE治疗活性很有前景,但增加其在生理介质中的溶解度的目标并未完全取得成功,许多有关于溶解性和稳定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只有刘氏团队最近进行的通过配制成共聚物胶束增加其在水中的溶解度,使其大规模聚集到肿瘤位点从而达到了优良的抗肿瘤效果【80】。二硒酚的衍生物D-501036,2,5-双(5-羟甲基-2-硒烯)-3-羟甲基-N-甲基吡咯,在IC 50值小微摩尔范围,最近已经被鉴定为是一种新型的抗肿瘤制剂,它对几种人癌细胞具有广谱的抑制活性[81–83]。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正常细胞,D-501036只引发针对癌细胞的杀伤,它似乎是高效针对癌细胞系开发的耐药表型。

1,2,5-硒二唑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作为药剂的化合物。其中,1,2,5-硒二唑[3,4-d]嘧啶-5,7(4H,6H)二酮已经显示出对人类癌细胞广泛的细胞毒性【84】,还有炭疽[1,2-C][1,2,5]硒二唑-6,11-二酮,它能够诱导人类乳房癌细胞时间和剂量依赖性的细胞死亡【85】。由于在80年代硒唑呋喃的成功获取,许多以生物分子(糖,核苷酸,类固醇,和维生素)为基础的含硒杂环化合物近些年来已经被开发或从其天然产物中分离出杂环。硒的核苷酸类似物硒唑呋喃(2-β-D-呋喃核糖基硒唑-4-甲酰胺)是在1983年由塔瓦和罗宾斯合成,它对P388,即Lewis肺癌和里奇韦骨肉瘤动物肿瘤模型,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86】。然而,不管是在体外还是在体内进行测定,N-取代的衍生物被发现是完全无效的【87】。相反地,用硒吩杂环替换硒唑环导致形成硒吩呋喃衍生物,发现其具有与硒唑呋喃相媲美的抗增殖功效【88】。在最新开发的硒核苷中,2'-脱氧-2'-氟-4'-硒阿糖呋喃胞嘧啶(2'--F-4'-硒代阿糖胞苷)[89],胸苷[90]和尿苷硒核苷[91]都是值得关注的。在糖类中,蔗糖亚硒酯和亚硒木糖醇酯由于其能够对抗一些不同的癌细胞而不影响正常的成纤维细胞从而获得了大量关注【92,93】。
 
3.2.7.其它硒化合物
已经表明喹啉酰亚胺硒氨基甲酸酯和亚氨基硒基氨基甲酸酯,能够在低微摩尔浓度内引起人类前列腺癌细胞死亡【94,95】。此外,亚氨基硒基氨基甲酸酯也能有效对抗乳腺癌细胞和淋巴白血病细胞。德赛等人已经合成和研究了几个含硒的辛二酰苯胺异羟肟酸(SAHA)类似物,它是已知的良好的HDAC抑制剂。在已报导的化合物中,双(5-苯基氨基甲酰基戊基)二硒化物和5-苯基氨基甲酰基戊基硒氰酸比起相应的亲羟肟酸,能够更有效的诱导细胞毒作用【96,97】。

3.3.纳米粒子
癌纳米技术(化学,生物学,生物工程和医药等多学科科学领域的合并)在肿瘤治疗的过去20年里已经引起了非常高的期望。金属盒非金属纳米颗粒都在各种纳米医疗领域中进行研究和发展,硒纳米颗粒 (SeNPs)最近获得了大量的关注由于作为癌症治疗剂的潜力即具有优良的生物活性和低毒性【98,99】。在比较有机和无机硒化合物是,有大量的证据表明SeNPs确实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功效。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研发了许多SeNPs,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以硒为基础的治疗药物和诊断。非功能化的硒纳米粒子,是通过不同的绿色化工和生物技术手段合成的,它被证明能够以时间和剂量依赖性的方式有效抑制多种癌细胞 [100,101]。然而,除了有非功能元素的SeNPs在抗肿瘤活性方面的前景外,更多的关注点是在SeNPs表面修饰领域。依据胶体体系,SeNPs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试剂在其表面功能化的机会,这样就能驱动调节其物理和化学性能,以及调节其药物动力学和生物分布曲线。事实上,与功能性配体偶联,不仅可以通过正负电荷的相互作用防止纳米粒子的聚集,同时也能提升SeNPs的生物活性。

在此基础上,在SENP表面饰以ATP[102],AAS[98]、螺旋藻[103]或裙带菜[104]多糖,猪苓犀类多糖[105],运铁蛋白[106],唾液酸[107],脱乙酰壳多糖[108],和叶酸盐[109]都已经被研发出来。结合的原因是该修饰体能够靶定在癌细胞膜表面过表达的膜受体/转运体。相对于单质的“裸”SeNPs,几乎所有被测试的表面功能化SeNPs都被赋予了优异的癌细胞吸收和抗增殖功效。在此基础上,一些作者提出,偶联的SeNPs对于人类癌症的管束具有作为化疗剂的潜在应用价值。然而,目前并没有进行体内研究来评估这些SENP系统在动物癌症模型中的生物有效性及药物动力学的有效性。

 
 
 
  
 
 
 
4.硒的代谢
不同硒化物之间的不同代谢途径可以产生各种硒代谢产物(Fig. 2)。这在探索硒化合物治疗各种疾病时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作为硒化物其生物活性主要是通过其代谢产物从而确定其化合物的使用功效。在此程度上,我们将以最广泛研究的硒化物,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对硒代谢做一个简单但综合实用的概述【110,112】。这些化合物,它们也是膳食化合物,包括硒酸盐,亚硒酸盐,蛋氨酸,硒代半胱氨酸,MSC和γ谷氨酰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等。除了天然存在的形式,也有几个合成作为补充剂(例如MSA)使用。硒是关键代谢物,因为所有的膳食硒化合物都有直接或间接地形成这个共同硒中间体的能力。它是直接由无机硒,或者通过硫醇减少成SDG而形成。它也可以通过甲基硒基(CH3SeH)的去甲基化经由甲基转移形成,或者通过β-裂解酶从Sec中释放。硒酸盐,亚硒酸盐和SDG减少都可以通过谷胱甘肽或硫氧还蛋白或谷氧还蛋白(GRX)系统促进【113,114】。值得注意的是,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化学性质的改变是由硒原子的插入分子产生的GS-SE-SG(或SDG)引起的。通常情况下,GSSG不是哺乳动物的TrxR的底物,而SDG已被证明是一种优异的底物【114】。尽管相比于谷胱甘肽(GSSG),SDG的降低是由于Trx的显著变化引起的。此外,尽管谷胱甘肽能够减少这三种形式的硒(硒酸盐,亚硒酸盐和SDG),而添加GRX的到反应混合物中,能够极大地加快反应速率【113】。硒蛋白的合成也需要硒。硒化物在代谢过程中形成,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硒代磷酸盐,这反过来又可以与tRNA结合的丝氨酸残基反应,从硒可以插入的地方形成硒-tRNA。Sec插入到硒蛋白是由UGA密码子决定的,并且要代替翻译终止,需要几个特定得元件,如保守的茎 - 环结构,其为Sec的插入序列(SECIS)元件而被熟知[115]。在真核生物中,SECIS元件位于3'-UTR[1]。蛋氨酸,Sec和CH3SeH也能代谢从而被硒蛋白合成所利用。为了这个目的,蛋氨酸需要被反式硒化到Sec上(类似于与反式硫化途径)。Sec,无论是从原料还是直接从饮食中获取,其都可以由-裂合酶(也称为S-轭β裂合酶)转换得到,或者通过硒代半胱氨酸还原得到,硒代半胱氨酸是TrxR,Trx和Grx 系统的底物[113,116]。甲基硒可以脱甲基化生成硒化物再通过平衡反应进一步转化成硒基磷酸盐。蛋氨酸也可在体外经历由γ-裂解酶催化的甲基化生成甲基硒,但这个过程在体内并未被检测到【117】。因此,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蛋氨酸几乎完全被并入硒蛋白,而另一种γ裂合酶途径仅是次要的。甲基硒依次通过可通过由硒代半胱氨酸偶联β-裂合酶的MSC(或通过其它硒偶联物)的裂解形成,或者通过MSA还原得到。然而,过量的硒化物或者甲基硒对细胞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容易氧化产生超氧化物或其它活性氧物质从而导致附加的细胞毒性作用【118,119】。重要的是,单甲基硒化合物,是公认的抗癌活性代谢产物甲基硒的直接前体【113】。在新的硒化合物用于癌症治疗的发展中,该代谢产物的相对抗癌能力应当被考虑到。尽管在体外研究显示MSA相比于蛋氨酸和MSC有更高的抗增殖活性,它在体内保持着与MSC相似的疗效途径【120】。然而,MSC的功效完全依赖于器官/组织中β型裂解酶的活性,其可在大范围内变化,以产生有活性的甲基硒代谢物【121,122】。
 
硒有两种不同的排泄途径,要么通过硒糖(最常见为1B-甲基硒乙酰基-D-半乳糖胺),以尿的形式排出,要么以甲基化途径,即CH3SeH甲基化形成二甲基硒化物通过呼吸排出,而三甲基硒离子随尿液排出体外。硒糖的生物相关性目前不明确,但甲基化被认为是一种解毒途径【123,124】。最近报导中的新型硒化合物已经明确了麦角硒因,它最初在鱼类中发现,但最近它也在人体血液中作为新型甲基化代谢产物硒甲基麦角硒因被发现【125】。对于新型的硒抗癌剂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只是个药理学观点,而是要阐明其代谢途径,以了解其代谢产物的活性,如何积累以及如何分泌/解毒的整个过程。
 
 
图2:硒化合物的硒代谢示意图
 
5.癌细胞中硒及其活动机制
介导细胞死亡背后的机理是多样的,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人们普遍意识到硒化物作为抗癌剂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化学形式和剂量,以及氧化还原状态和实验模型【5】。有新的证据表明,由硒化物引起的细胞死亡还与摄取变化,蛋白质修饰(包括信号传导分子和转录因子的激活/失活),ROS形成,细胞生长停滞,细胞程序性死亡诱导,抗血管生成作用以及错误折叠蛋白质的积累有关。另外,硒化物可通过多样化和独特的途径诱导细胞死亡,这取决于其化学结构及被研究的系统,包括细胞凋亡(无论是蛋白酶依赖还是独立的),坏死,程序性坏死,ER-压力,自噬,虽然自噬最终只是一个抗性机制,而不是使细胞死亡。硒化物的作用机制将在下面讨论并总结于图3.

5.1.硒的吸收
硒对肿瘤特异性的一个机制已经被提出,其应归功于肿瘤细胞对硒的选择性摄取。硒在肿瘤中被选择性摄取的第一个证据最早在60年代的研究中,即75Se-亚硒酸盐和75Se-蛋氨酸在肿瘤的诊断中被评为扫描剂。通过使用75Se作为肿瘤放射性示踪剂,能高精度地定位颅内肿瘤以及胸腔和腹腔肿瘤【126-129】。然而,之后的摄取机制,即化合物之间的转变,尚未被完全阐明。已经表明硒化物是通过ATP酶被输送的【130】,其摄取是通过阴离子转运进行的,这是由Galanter等人提出的假设【131】,且后来通过阴离子转运抑制剂4,4'- diisothiocyanatostilbene-2,20 - 二磺酸(DIDS)证明了。亚硒酸盐在细胞系中的摄取进一步表明其摄取能通过还原硫醇的形式被促进,这也证明还原形式更易被吸收【130】。后来表明,肿瘤形成部分可能的原因是胱氨酸谷氨酸转运蛋白XCT的过表达造成的,这种情况已在多种肿瘤中被观察到【133】,即产生多种还原剂的外微环境,从而促进还原硒的吸收,即据猜测的硒化【134】。

 
图3:硒化合物在促氧作用和下游靶标的图示
 
5.2.应激反应和细胞靶点
如上所述,氧化还原性硒代谢物已被证明是优良的抗癌剂。这些硒化物具有产生活性氧的能力,其主要是通过GSH的硒化物或者是Trx/Grx系统和氧气产生超氧化物和过氧化氢,并由此产生氧化压力和ROS一起促进细胞应激反应的能力。其结果是增加ROS的产生,通过直接相互作用和结合,氧化还原活性硒化合物也能引起DNA损伤和DNA的反应的变化[36,135-138]。这些具有氧化还原活性的代谢产物已被证明可导致单链或双链的阻碍反应【139】。此外,硒化合物也能通过与游离硫醇的直接相互作用,引起硫醇氧化。这些修饰,会导致的分子内或分子间键的形成,包括硒基硫化物键(S-硒-S),硒基硫化物键(硒-S)和二硒化物键(硒Se)的与蛋白质硒醇形成[140]。氧化还原活性的硒化合物也可催化形成二硫键(S-S)和/或混合二硫键与谷胱甘肽(S-SG)或一氧化氮(S-NO)。结构性的Cys或Sec残基可修饰蛋白质中的硫醇,从而导致多种生物下游效应,如硫醇的氧化可以直接影响蛋白质结构,生物功能或酶活性。通过巯基氧化可直接修饰和调节信号蛋白,包括蛋白激酶,磷酸酶和转录因子(例如核因子κB(NF-κB)和Jun N末端激酶(JNK) - 信号通路)[141]。其中最好的典型有 caspases,p53, Jun, AP-1, APE-1/Ref-1, Sp1, NF-κB, ASK-1 and JNK [142–145]. 许多这些蛋白通过Trx/Grx系统反过来又能调节巯基的修饰【146,147】。此外,关键的硫醇残基的修饰也可能导致铁硫簇的生物合成的改变【148】,以及铁和钙稳态的改变【149-151】。大量研究表明硒化合物是和含锌硫醇盐配位点的蛋白质一起相互作用的例如,金属硫蛋白)【152-154】。在谷胱甘肽存在的硒化合物中能够催化锌从这些蛋白质中释放。硒化合物还能够使锌从Cys-锌指蛋白(例如转录因子IIIA和SP1)中释放出来并因此抑制它们的DNA结合活性[155-157]。在蛋白质中通过硒的巯基/二硫键交换的氧化还原的修饰能导致蛋白质的折叠,蛋白质中通过硒化物的去折叠卡能也是上述巯基修饰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Sec代替了蛋白质Cys位点不明原因的错误折叠【158】。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高水平的含Sec的细胞内,当一个tRNAcys在翻译期间无意中由Sec代替了原来的Cys形成非特定硒蛋白,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具有可变化的结构和生物学功能/活性【158,159】。发生这种情况时,内质网(ER)策划了被称为细胞生存的未折叠蛋白应答(UPR)程序。PERK,ATFalpha(紫花苜蓿)和XBP1是三种传感器通路,当暴露在MRSA时,它们能迅速上调[160,161]。此外,通过MSA曝光,内质网应激标志物CHOP和PERK也改变了。硒代半胱氨酸治疗也导致了明显的内质网应激反应对UPR标志物CHOP,Bim的,ERdj5和BIP的影响【36】。些研究还报告说,硒化合物可能导致热休克反应。有团队已经证明亚硒酸盐能下调热休克蛋白90(HSP90),这反过来又介导NF-κB的失活,产生在NB4细胞中自噬到调往的切换【162】。
 
5.3. 细胞信号通路
有关硒化物抗癌潜力的大量证据表明,多种化合物都是在底层细胞信号转到途径中被探究的。用蛋白质组学的方法用硒到前髓白血病细胞(NB4),表明MAPK家族成员会受到影响, c-myc, c-fos 和 c-jun 都表达下调【163】。进一步研究表明,亚硒酸盐在NB4细胞诱导的细胞死亡中,ERK的是必需的并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对P38有轻微的影响【164】。已经检测到,激活或抑制p38MAP激酶和JNK活性,都取决于细胞类型。同样的,在宫颈癌细胞中亚硒酸盐也能够通过p38通路来影响其它蛋白质如P21蛋白【168】。此外,亚硒酸盐已经显示出对β-catenin和COX2的抑制[166,169]。其对β联蛋白的作用是通过对Akt的抑制进行的,β联蛋白的抑制反过来又影响下游靶蛋白D1的存活【169】。同样的作者后来证明,Akt的抑制是通过细胞核内FoxO3a的积累引起的,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靶基因Bim和PTEN在结肠直肠癌(CRC)细胞中的转录【28】。有机硒化合物SDG,在人口腔鳞状癌细胞中已经被证明能够影响JNK和p38激酶通路以及激活PERKS1&2和Akt活性【35】。SC像亚硒酸盐报道那样能够抑制PI3K的活性,及后面的Akt和p38的脱磷酸化。同时,MSC可以抑制RAF / MEK/ ERK信号通路[170]。同样,甲硒醇抑制ERK1/2通路的激活和c-Myc的表达[171,172]。有趣的是,与非癌(NCM460)细胞相比较,甲硒醇在结肠癌(HCT-116)细胞中显示出更强的细胞抑制信号[171].在前列腺癌细胞中,MSA能引起pAkt蛋白和pERK的下降,但这里的效应不是由p38的MAP和JNK1 / 2介导的【56】。此外,已经显示MSA可通过下调ERα阻碍雌激素受体(ER)信号,这与乳腺癌的发生高度相关【173】。

尽管事实上,硒化合物如MSA显示出于硒酸盐类似的模式,即在PI3K,ERK1 / 2和p38的参与下与Akt脱磷酸化,但其中的明显差异已经被观察到【174-176】。当比较雌激素受体(ER)表达的效应时,雌激素受体是与前列腺癌高度相关的,尽管硒酸盐和MSA都能破坏AR信号,但其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硒能够降低Sp1的水平,Sp1能够调节AR的表达,而MSA没有【145】。然而,MSA,亚硒酸盐,SDG和硒代半胱氨酸都显示出能够催化蛋白激酶C中Cys硫醇的氧化活性位点,但只有SDG和硒代半胱氨酸能够抑制蛋白激酶A的活性【177-179】。另一方面,在结肠癌细胞中,硒是与通过Akt依赖性和非依赖性机制的对mTOR抑制相关联的【180】。在低氧条件下生长的前列腺癌细胞,通过REDD1和Akt诱导的MSA还观察到了mTOR的失调【181】。

硒化物之间作为激酶调节的差异也正在通过使用包括有机硒化物的文库在研究【95】。在具体的研究中,作者记录了文库中这些结构亚集之间有趣的差异。一来说,部分对称化合物如酰胺硒氨基甲酸酯对所检测的激酶有着广泛的抑制作用,而与此相反地细菌硒乳酸和 硒二唑则不抑制激酶活性【95】。
 
5.4.细胞周期停滞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途径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在不同的癌细胞系中,硒化物对细胞周期停滞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途径的影响,正如上所述,取决于硒化合物本身和细胞表型(总结于图4)。已经显示亚硒酸盐能够诱导不同的细胞死亡途径,包括细胞凋亡,坏死的,坏死和自噬。许多作者已经证明,亚硒酸盐治疗中其决定着细胞凋亡形态的迹象,但亚硒酸盐诱导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看起来很复杂[21,182-187]。在鼠黑素瘤C57BL / 6小鼠模型[188],在人前列腺[165,187],和肺[189]肿瘤细胞株,以及在白血病[29]的细胞中,胞凋亡是通过阻滞亚G1/ G1期的细胞周期分布引起的。另一方面,有不同文章报导了亚硒酸盐能够阻断细胞周期在S或G2 / M期,使亚-G1期的细胞相应增加[17,20,26,30,44,56,136,190,191]。许多报导称,亚硒酸盐诱导依赖p53的细胞凋亡[44,192-195]。关于蛋白酶,在人类前列腺[56],宫颈[168]和肺[23]癌细胞中,揭示了亚硒酸盐引发的蛋白酶非依赖性的细胞凋亡,而蛋白酶依赖的途径则在肺瘤[167],间皮瘤[6],骨肉瘤[196],结肠[44]癌症细胞和白血病细胞中[192]检测到。在许多癌细胞中,经过亚硒酸盐治疗后Bax表达被上调而Bcl-2was的表达下调[6,17,20,26,189,197]。据此,在经过亚硒酸盐治疗[6,14,17,26,30,31,54,186,189,197-199]后,在许多不同的肿瘤细胞株中进行检测,发现线粒体相关的凋亡是通过细胞色素c释放和线粒体膜电位的失去显露出来的。相反,只有少数文章报导了由亚硒酸盐治疗诱导的细胞坏死【200-202】。最近,在亚硒酸盐诱导的细胞死亡中,我们强调细胞死亡是由necrostatin-1在宫颈癌细胞的局部抑制,表明其是细胞程序性坏死的参与,而不是细胞坏死【36】。一些研究报告说,亚硒酸盐诱导癌细胞的自噬。然而,亚硒酸盐在细胞自噬中的角色一直有争议。 Kim等人报道称,亚硒酸盐能在神经胶质瘤细胞中触发超氧化介导的细胞自噬死亡【199,203】。另一方面,也已表明在白血病[204]和肺癌细胞[189]中通过亚硒酸盐诱导细胞自噬来作为生存的机制。

已经显示,无机硒能够在白血病和肝癌细胞中通过Bcl-2蛋白的上调和P53的下调诱导细胞凋亡【205】。此外,Takahashi等人表明亚硒酸盐能诱导人口腔鳞癌细胞的凋亡【31】。值得注意的是,二氧化硒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地促进IV期癌症患者的淋巴细胞进展到S期,从而使免疫力恢复并控制癌症的发展【206】。

关于有机硒化合物,已经证明蛋氨酸能够引起G0 / G1[165]或G2 / M期停滞从而诱导细胞凋亡[165,207-209]。已经证明,蛋氨酸引起的细胞凋亡既是P53依赖性的【39,208】也是P53独立性的【210】,同时其也和ERK磷酸化的增加【211】和PARP切割有关【165】。至于SGD,Lanfear和同事强调指出,其可通过细胞凋亡途径中的p53独立途径[33]诱导细胞死亡。在几个模型系中,已经证明MSC的甲基化硒的形式能够诱导细胞凋亡。值得注意的是,在小鼠乳腺上皮肿瘤细胞模型中,它已被证明通过是细胞生长停滞在S期诱导细胞凋亡【212】。此外,在人体前白血病细胞以及在卵巢癌和口腔鳞状细胞肿瘤中,已经证明MSC能够通过增加caspase蛋白酶的活性,激活细胞凋亡性的细胞死亡【213-215】。在通过MSC治疗的卵巢癌细胞中,尽管没有检测到释放细胞色素C的释放,但人白血病细胞的胞质溶胶中,MSC造成了时间和剂量依赖性的细胞色素c的积累,从而表明后一种表型的细胞凋亡作用是线粒体依赖性的【213】。同样的,已经表明MSA能够在不同的癌细胞系中诱导细胞凋亡。对于前列腺癌细胞,MSA处理能够通过减少D1期细胞和诱导周期依赖性激酶抑制蛋白p27kip1和 p21cip1 ,导致细胞G1期停滞,[56,216,217]。值得注意的是,MSA无论是在p53基因野生型[54],p53的突变[55]或者无p53的细胞[161]中,都能诱导细胞凋亡,说明其诱导活动与P53无关。MSA诱导细胞凋亡伴随多种 caspases酶( caspases-3,-7,-8和-9)的活化,及细胞色素c释放和PARP切割[55,56]。在人黑色素瘤和乳腺癌细胞,硒代半胱氨酸已被证明能够引发p53-和caspase依赖的细胞凋亡途径[61,63]。特别的,PARP切割,caspases (-3,-7,-9,-8,-10)的激活,细胞色素C的释放,凋亡诱导因子(AIF)和Smac/ DIABLO从线粒体到胞浆以及Bid的截去都是在人类黑色素瘤细胞中硒代半胱氨酸诱导的细胞凋亡的显著标志,这表明存在两个即内在和外在的细胞凋亡活动。此外, Bclxl, Mcl-1, Bad, Bik 和Bok的表达并未受到硒代半胱氨酸处理的影响,而Bcl-2蛋白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Bax和PUMA-α则略有增加。另一方面,同一作者报道,硒代半胱氨酸可以确定人MCF-7乳腺癌细胞中的caspase非依赖性的细胞凋亡[63]。此外,我们最近证明了在宫颈癌细胞种硒代半胱氨酸诱导的凋亡和凋亡类似的细胞死亡,后者伴随着BIM的感应和caspase-3的切割[36]。与此相反,对其它化合物的死亡诱导机制我们知之甚少。到最近,普罗瑟等等人表明,在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中,二苯基二硒化物能够通过ERK1/2途径诱导细胞凋亡【66】,同样地,内德尔和同事也表明,其他的硒醚能够通过诱导G2 / M期的细胞周期停滞,以及caspase和p53活化来引起细胞凋亡【67】。

硒氰酸衍生物已显示出能通过降低Akt磷酸化[65,218-221]以诱导人癌细胞凋亡。特别是,针对人口腔鳞状细胞癌,类似于所观察到的SDG,PXC能够诱导JNK和p38激酶,活化ERKs 1&2 和Akt[35]。此外,人结肠癌细胞中,对P - XSC介导的细胞凋亡被证明不依赖于p53的表达【222】。在硒的杂环化合物中,显示依布硒啉在人肝癌细胞能导致剂量和时间依赖性的线粒体膜电位的失去和细胞色素C的释放,但其诱导的凋亡是caspase非依赖性的【223】。相反,与其结构相关的衍生物BBSAK通过激活caspase-3来促进细胞凋亡从而抑制舌癌细胞的增殖。此外,Juang和其同事证明,通过与G0 / G1和G2 / M期细胞的失去伴随的S期细胞剂量依赖性的积累,硒吩衍生物的D-501036能够确定肝和肾癌细胞的死亡【81】。后来,同一作者表示D-501036诱导的细胞凋亡是caspase依赖性的,因为它能通过剂量和时间依赖的方式增加caspase-9 和caspase-3的活性【82】。

细胞凋亡是由硒核苷或硒糖引发的主要细胞死亡机制。Kim等人报告说,在人体癌细胞中,尿苷硒核苷诱导的细胞凋亡中,涉及p38途径,caspase-2 和 -3 以及较小程度上的 caspase-8 和-9的参与【91,224】。此外,Guo等人强调指出,在肝癌细胞中硒木糖醇和硒蔗糖能够诱导线粒体凋亡途径通过线粒体膜电位的消耗和caspase-3的激活【92】。

尽管SeNP领域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很少有人知道SeNP发挥抗增殖活性的机制。细胞死亡机制似乎强烈受到SENP表面官能分子的影响,已经有报道细胞凋亡是主要的细胞死亡途径【100,103,104,225】。 Kong和其同事报告说,SeNP 抑制前列腺癌细胞生长部分原因是通过激活Akt/ Mdm2途径,由caspase介导细胞凋亡【225】。SeNP通过和U.裙带菜多糖作用在人黑色素瘤细胞中通过线粒体途径诱导细胞凋亡【104】。
 
 
图4:由硒化合物产生的程序性细胞死亡的已知模式的概述
 
5.5.硒化合物的表观遗传效应
一些最近的研究还涉及了硒化合物抑制组蛋白脱乙酰酶(HDACs)的化学治疗效果。HDAC参与基因表达的调控和作为抗癌靶标在许多癌症中被上调。α酮基γ-甲基硒基丁酸酯(KMSB)和β-甲基硒基丙酮酸(MSP)有类似HDAC的短链脂肪酸抑制剂,并在蛋氨酸(SeMet)和SMC的氨基转移反应中形成。KMSB和MSP已经在体外被证明能够作为HDAC的竞争性抑制剂起作用【226,227】。然而,这些代谢产物只在氨基酶活跃的细胞中形成。还表明MSA能够抑制HDAC活性在弥漫性大的B细胞淋巴瘤细胞系[228],淋巴瘤细胞系[228],以及阿辛食管鳞状细胞癌[229]中。后来,观察到了在Lys9中一种感应组蛋白H3的乙酰化。亚硒酸盐按照MSA还显示能够增加组蛋白H3中 H3-Lys 9的水平,并减少前列腺癌细胞中H3-Lys 9的水平[230] 。在同一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组蛋白脱乙酰酶活性和DNA甲基化的普遍下降。在乳腺癌中MSA和亚硒酸盐对其有显著影响,即MSA能够减少H3K9me3增加H4K16ac,而亚硒酸盐能够降低后者的组蛋白标记【231】。这表明了亚硒酸盐和MSA背后的影响机制,即通过氧化保守的Cys残基,破坏I类的HDAC的活性【228,,22】,因此它与SeMet和SMC的基本机制是不同的。综上可知硒化物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HDAC抑制机制。
 
6.硒在血管中的生产和转移过程
血管生成,定义为从现有血管中形成微血管,它在实体肿瘤的发展和转移中是至关重要的和必需的步骤。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硒可调节血管的形成且其功效取决于所使用的硒化合物。例如,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9,14,15,16,24)的mRNA水平的下调,经过亚硒酸盐处理后的金属蛋白酶(蛋白酶抑制剂)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组织抑制也已经在经胶质瘤细胞( IPSB-18)的低传代培养中被观察到[9]。

其他人也报告了类似的调查结果,即亚硒酸盐引起MMP在结肠癌细胞中的损失增加[17]。MSA还被证明会导致MMP-2和TIMP-1分泌表达的减少【233,234】。已表明通过抑制T1-MMP的表达可抑制pro-MMP-2 的活化,这反过来又是通过抑制NF-κB的活性介导发生的[235]。在HT1080细胞中经过 甲硒醇治疗后MMP-2的的活性形式被降低。在同一研究中, 甲硒醇有能增加TIMP-1和TIMP-2的蛋白质水平【23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血管的中心蛋白,它能刺激新血管的形成。亚硒酸盐已在许多研究已经显示出具有抑制VEGF的潜力,这进一步认为MAPK非独立性方式的发生是可信的【234,237】。亚硒酸盐还显示出能够抑制LPS诱导的TGFβ-1和VEGF以及IL-6在前列腺癌细胞中的表达【238】。在相同的研究中,还观察到了NF-kB的p65亚基对细胞核的移位抑制。同样地,在MSA处理过的骨转移性乳腺癌细胞中也导致了VEGF水平的下降【239】。在淋巴瘤细胞系和前列腺癌细胞中,MSA还抑制HIF-1α的表达和VEGF的分泌【228,240】。在亚硒酸盐处理过的黑色素瘤细胞中不止抑制了VEGF的表达,而且还抑制了IL-18和减少了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含量【241】。用MSA治疗转移性鼠和人的前列腺癌细胞系发现HIF-1α,VEGF和GLUT1都减少了【240】。在这种模式中,微血管密度显著下降,并促进了血管正常化。与此一致的,补充了较高水平亚硒酸盐(3 PPM)的老鼠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微血管密度下降【237】。其对微血管密度的影响似乎是相当迅速的,仅三天就使其显著减少【237】。与亚硒酸盐和MSA比较,MSC也被报导在肾癌细胞中能够减少HIF-α 1 和2的水平【242】。CRC异种移植物,HCT-8(均匀低分化)和HT-29(中分化肿瘤无血管的腺体区域)都已经被用于血管肿瘤研究。MSC导致了对肿瘤生长的显著抑制,微血管密度的降低,以及使异种移植的直肠癌的血管正常化【243】。在其它模型(人的头部和颈部鳞状细胞癌异种移植模型)中,MSC已经用于证明通过HIF-1α和VEGF使微血管密度下降以及使血管成熟加快【49,244】。在端粒酶永生化的微血管内皮(TIME)细胞中,通过高MSA治疗从而控制了肿瘤微血管密度使其下降了一半以上【245】。在激素难治性前列腺癌的裸鼠模型中,亚硒酸盐被证明是使用过的最有效的硒化合物(相比于蛋氨酸,硒代半胱氨酸和硒化酵母),它能使肿瘤变小,抑制淋巴结转移,降低微血管密度【246】。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中,p38 MAPK表明在甲基硒特异性诱导血管内皮细胞caspase依赖的细胞凋亡中,是一个关键的上游调解员【247】。

在小鼠Lewis肺癌C57BL / 6的自发转移中,MSA能显著降低肺癌转移量,降低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及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BB在血浆中的浓度。在鼠黑素瘤C57BL / 6小鼠模型中其肿瘤的转移是受亚硒酸盐抑制的【188】。相反,非氧化还原活性的代谢物蛋氨酸,对上述检测没有任何影响[248]。
 
7.硒和免疫反应
即使关于硒在营养水平上对免疫应答的重要性有大量的证据收集,特别是在病毒免疫反应中。但令人惊讶的是,关于硒在免疫系统中对于在癌症中以更高的/化学治疗剂量的存在的作用我们知道的仍然很少。一个在大鼠中的早期研究证明了其能增加NK细胞活性,以及增强NK细胞的细胞毒性反应[249]。这也已经被其他人证明,即补硒能够增强自发NK细胞的细胞杀伤性在脾细胞中表达,以及增强特异性杀伤性T淋巴细胞的细胞毒性在小鼠腹腔渗出细胞的表达【250】。在双层类脂膜系统中,硒能增强NK细胞的细胞毒作用[251]。在小鼠模型中亚硒酸盐的补充将显著导致更多数量的IL-2R/细胞的形成【252】。最近,随着亚硒酸盐对肿瘤细胞治疗导致HLA-E表达的丧失,并引起对CD94 / NK组2A阳性NK细胞的敏感性增加【253】。后面这些作用的基本机制仍然是很不清楚的。
 
8.结束语
硒化合物是有效的抗增殖剂,对正常组织影响温和及临床耐受性能良好。通过硒介导的抗肿瘤活性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虽然许多机制已经被提出并为不同的化合物和系统所检验,在开放标记的1期研究中,硒以每天60毫克的剂量口服被证明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类似于其它抗血管生成化合物,具有温和的单药剂功效【254】。乙烷硒啉【79】。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是必要的,这可能是硒的全部潜能,即一旦新的肿瘤靶标硒化合物/ SeNP在临床实验中得到开发和检测,硒化合物在固体和血液性癌症中作为抗癌剂将会被实现。这可能也需要可预知的具有协同或相加效应的合理组合疗法。为此,理解特定硒化合物的基本机制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由福山生物团队翻译自外文文献,直接转载请注明来源。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三道9号环球数码大厦19楼
电话:400-113-6988
E-mail:dongfangxicao@163.com